静静交谈,默默欢喜。
A student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(GWU).
Living and studying around Washington D.C.
A photographer from Chin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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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归曰归

    2016年1月30日,农历腊月廿一。半年时间的考托考G、递交学校申请告一段落,我又一次登上北京至长春的动车。一觉醒来,望着车窗外残留着稀雪的荒原上掠过的缕缕炊烟,朝阳正在升起——我意识到,这将是未来很多年,我在家乡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。

 

    1月30日,腊月廿一。清晨到达长春站,依旧,我的父亲在出站口来接我。过去的半年多因为英语考试,我已陆陆续续回长春三次,这次竟然有些习惯了。清晨,熟悉的北方寒冷。长春站北面行人寥寥,父亲走在我的前面。

    我们一同去了老光复路,给我母亲的美术班买一些绘画工具。之后,父亲开车,我们一同回到了我的家乡:吉林省农安县。

 

    1月30日,腊月廿一。回家之后才得知当天就是我二姨的生日。说实话我并不记得日期,只是正好赶上了。二姨与我的母亲是亲姐妹,二姨家与我家同住一幢楼,紧挨着单元,相距一百米不到,来往很多。对于我们而言,二姨的生日就算是过年的开始了。几家亲戚聚在一起,在外面吃喝一顿。像往常一样,女人们匆匆退下酒桌,这酒席与其说是给老人家祝寿,不如说是男人们酗酒的聚会。二姨与我母亲呆在隔壁的包间里,有一句没一句唠着嗑。

 

    1月31日,腊月廿二。小年儿之前,必须要把上坟的事情办完。一大早我随父亲下乡到万顺那边,回爷爷家,给我的奶奶以及曾祖父母等先辈上坟。

    早晨的雪地寒冷透入骨髓,我的爷爷大声抱怨着最近他与他的后老伴儿的种种不愉快,情绪激动。我的父亲看着坟地上烧完纸钱的余烬,说:“你看你,小点声,也不怕别人听到!”

 

 

    1月31日,腊月廿二。在爷爷家那边匆匆上坟后,我们父子没有停留,马上返回县城,接上老舅,又匆匆赶往华家乡,去给我已故的姥爷姥姥上坟。

    我们到达时,发现我二姨和她已成家的独子——我的表哥大鹏哥已在那里准备要烧纸钱了。我没有想到还会看到我的大姨。她是我姥爷姥姥的长女,在我小学时,她与她的父母断绝关系,与我们不再往来,后来,大姨大姨夫随他们儿子去上海居住,此后十多年间,我只在两年前,在我老舅的女儿的升学宴上见过她。她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,也就是我的姥爷姥姥临走前的最后一面。我只是听说最近大姨大姨夫离开上海又回来居住了,其中缘由,我也无从知晓,也不好过问。

    一时间大家谁都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看着我的老舅用木棍拨弄着燃烧的纸钱。我一直在漫不经心地想象,我的大姨看着她父母的坟墓,在想些什么。

    于我而言,到乡下的理由,便是上坟。每次我能够站在雪野之中,大都是因为故去的人。这是有关于死亡的一个仪式。

 

    1月31日,腊月廿二。上坟归来,老舅一同到我家,他给我母亲,也就是他的四姐,按摩按摩颈椎。老舅的女儿学了按摩,他也一起学会了一些手艺。我的印象里,老舅一直是一个很聪慧却也很朴实的人,他学什么会什么。老舅之前与姥爷姥姥住在一起,负责赡养老人。他本来在华家粮库工作,后来早早办放弃了工作,之后一直做搬家具的苦力活儿。老舅家距我家也不过几百米,在这个县城,世界往往很小。

    我的姥爷姥姥育有三子四女。老舅是最小的儿子,我的母亲是最小的女儿,他们一同长大。

 

    2月1日,腊月廿三,小年儿。我们一家三口要去商场置办年货,出门就碰上了远方亲戚,我懒于去梳理这些亲戚的姓名和关系,不过热心的他们硬要开车拉着我们去商场。没想到县城的主干道宝塔街一路堵车,快要到商场附近,车也彻底堵在路上不动了。道路还未来得及拓宽,买车的人却越来越多,又是过年,大家都把车开出来了。我们最后下车步行,而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经历堵车,十分荒诞。

 

    2月3日,腊月廿五,我的生日。二姨一家,老舅一家,我们一家,三家住的近,来往也比较多,每年我的生日,都要聚在我家,一起吃春节前的第一顿团圆饭。老人故去后,亲戚相聚的机会少了很多,而我的生日,成为相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。

    至于我的姥爷姥姥的其他四个子女,则与我们,来往甚少,或者几乎没有往来。

 

    2月4日,腊月廿六。这一天,我老叔一家三口要从哈尔滨回来。在我家呆个两三天,回乡下看看我爷爷,春节前便又要回去——我的老叔比较忙。一大早,我的父亲便开始在阳台挂起了大红灯笼,迎接我的老叔,也算是准备过年的开始吧。这几个灯笼,十多年前便有了,每年过年,都要在阳台挂着,一直到二月二。

 

    2月4日,腊月廿六。临近中午,老叔一家到了,兄弟俩一同准备午饭。作为长子,我爸爸只有我老叔一个弟弟,小他八九岁。据说我还有一个二叔,但是小时被庸医打针打死了,我知之甚少。

 

    2月4日,腊月廿六。我的父亲是家里的大厨,过年时的家宴,他每次都要忙活很久。灶上开着火,吸油烟机轰轰作响,他习惯坐在那里,往往会抽烟,时不时接起电话,互道着过年好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一大早我们两辆车一同出发,再次去看望我爷爷。回乡的道上,每次都会路过一个寺庙。这个佛寺自我小学时就开始建造,如今我已大学本科毕业,它还没有建好。据说工地请了屯里的一个妇女去给做饭,而寺庙的“住持”与这名女子后来一起带着工程的钱,跑了。从此这个寺庙的工程便搁置了。每次回爷爷家,我都会看一看这个寺庙建没建好。十多年过去了,塔吊,还在那里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到爷爷家的第一件事,又是上坟。我的老叔还要给我奶奶上坟。爷爷决定从仓房里拿出几个二踢脚,在坟地里来放。不知为何,我觉得现在鞭炮一年比一年响。我的爷爷说起,屯子里一个潘姓的老头儿,放二踢脚崩碎了一个眼睛,现在还在长春的医院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在我的家乡,坟墓往往是在苞(玉)米田之中。雪野一望无际,只能看见道路两旁高高的桦树引领着远眺者的视线。除了密密麻麻的、收割后的苞米根,便是一团团装冥币的黄色塑料袋,在白雪中随意地飘走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所谓的看望,只是中午在家里吃一顿饭,并不过夜。爷爷和他的后老伴儿张罗着午饭。小时候的我常常搬来小板凳儿坐在灶台旁,帮我奶奶生火。她去世已有十二年了吧,这个乡下的厨房,我几乎不再进去了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午饭之时,没想到居住在长春市里、我的张磊大爷和他儿子儿媳也来到了乡下上坟。张磊大爷管我爷爷叫老叔。爷爷自然不放过他,非要留下吃饭。我没有想到的是,大爷反复推脱,一直询问儿媳的眼色,儿媳同意后,才勉强留下来吃喝几口。即使是我也能够看出,在他们家,儿媳想必是雷厉风行,当家做主的角色。

    我的爷爷是附近学校的语文老师,饭桌之上,他自然是话语的主角。无论是他的两个儿子,还是我这个孙子,还是我的大爷,还是他儿子儿媳——我们都会收敛起每个人的性格,静静地听我的爷爷滔滔不绝,指点江山,概述亲戚近况,提出殷切期望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张磊大爷,应该是我爷爷兄弟的儿子,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了。我小时候,他是格外疼爱我的,我常常盼望着他来看我,每次都会给我买我最心爱的玩具。他的鹰钩鼻连同眉眼都与其他人格格不入,大家都说他长着外国人的面孔,而他也正好是教英语的老师。我印象里他一直性情温顺,风度翩翩。几年不见,却发现他仿佛老了几十岁。据我父亲说,张磊大爷心脏出了问题,搭了两次桥。他似乎与我不那么亲了,没与我说话,饭桌之上,其实我很失落。

    没吃几口,张磊大爷便要急着回去。临走之时,他与大家道别,而后忽然唤我的小名亮儿,与我左右脸颊来了个脸贴脸,算是道别。那一瞬间我才想起,我小的时候,他一直是用这种所谓“外国人”的方式,与我道别。那一瞬间我有些酸楚,我似乎接受了他的衰老带来的改变,却又不得不有了面对他人衰老而常有的思考:这次,是不是最后一面呢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我老叔的儿子,我的老弟楷松。在哈尔滨市里长大,每次到乡下对于他来说都是十分新奇的。与小时候的我截然相反,他是格外活泼淘气的孩子,到了爷爷家,楷松最爱的就是在院子里拿着秸秆赶鸡,不亦乐乎。

 

 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年幼的楷松自然是家里最受瞩目的人,但是与爷爷却没有太多共处的时间。为了表示他的成长,大人们总是让他在众人面前唱歌表演节目,他也不显得拘束,我也听过他唱了无数遍的《小海军》。而这一次,他可以唱国歌了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所谓看望老人,除了吃顿饭,似乎也没有什么话说。更多的时候,我也像我的母亲和我的老婶一样,低头默默刷着手机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午饭后不久,我们便要走了。每次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不会过夜。自我奶奶去世后,十二年间,我便再也没在爷爷家过夜。每次都是这样,我看着后视镜里的爷爷的身影越来越小,心里想着看一次少一次。会有一瞬间,我是多么的希望那两个身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——那是幻想。因为奶奶的去世以及后来的许多事情,我与我的爷爷有了间隙,我对他的情感,其实十分复杂。而现在,我则开始恐惧:我要出国留学了,我很可能也见不到我爷爷的最后一面了。

 

    2月5日,腊月廿七。回家的路上,我让父亲停车,我想拍一拍路边田野中奇怪的景象。这似乎没什么奇怪的:秋收后的秸秆,被机器收集、打包,成为田野上的一团团小怪物。但他们的出现其实只有一两年:因为以前没有机器,人们都是亲手来拾掇,更多的处理方式是,就地焚烧。

    我踩在雪地中,看着这些新生的景观,脑子里,却都是那些因为不会用机器,不小心割掉了手指的老农民。

 

    2月6日,腊月廿八。一大早,老叔一家就要回哈尔滨了。楷松最先穿好了衣服,因为衣服裤子帽子都是大人帮他穿的,尽管他已经六七岁了。

    我的老叔是我父母之外对我最亲的人。他的儿子,我便是以亲弟弟来看待,十分疼爱。可是同时,每次我看着他,却都有复杂的情感。我会不由自主地拿我的童年与他的童年进行比较,尽管我们出生的年份差了十七八年。我一方面疼爱他,一方面又羡慕他,甚至有时会嫉妒他。我往往会为这种嫉妒而羞愧,但是楷松感受不到。就算我们许久未见,每次相逢他都不会生疏,与我十分亲密,甚至在离别的这个早上,刚起床的他会屁颠屁颠地钻进我的被窝,那是我十分幸福的一瞬间。或许,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吧。

 

    2月6日,腊月廿八。下午,母亲说县城南环有雪雕想去看看拍拍照,父亲开车,我们一同来到了县城南部新开发的一个所谓的公园。

    我万万没想到,这个县城在这几年已向南开发了好几个街区,从前的田野与坟地,如今已变成空旷的街道与一幢幢款式相同的小区楼房,尽管那些房子中没有几个有人居住。

    每次一家三口出行,我的父亲母亲从来不会紧紧挨在一起走,两人步调不一致,总会有着距离。说实话,在我眼中,他们并不是最合适的夫妻,而日常生活中,也常常有争吵与不快。此时此刻,两人在空旷的公园一左一右,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。

 

    2月7日,腊月廿九。直到这天才发觉今年没有年三十,二十九就是除夕了。中午的饭吃得简单,而我的父亲与母亲这天又有争吵,年味破坏了很多。此时此刻,母亲匆匆吃完饭,便回到卧室玩微信抢红包了,而不怎么会用手机的父亲,一直在生气母亲这种天天刷手机的行为,让除夕的团圆少了很多气氛。我很想提醒他们,因为出国这可能是我未来几年在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,所以不要争吵好不好呢——但是我一直没敢说出口。

 

   2月7日,腊月廿九。也许是我的错觉,只是觉得这个小城的年味儿,一年比一年少了。往常的除夕,一早我就会被鞭炮吵醒,一直吵到春晚结束;而今年,却听不到太多的爆竹声声。我望着阳台外面,只有昏黄的、空空的街道,以及偶尔几家挂起的红灯笼——这年,似乎是越发的无趣了。

 

    2月7日,腊月廿九。没有赵本山的除夕的年夜饭。母亲要在吃饭前拍下这一桌子好菜,父亲双眼的余光在看着格外无聊的春晚。

 

    2月10日,大年初三。毕大爷一家三口来我家做客,对于我来说这一天比过年有趣多了。许多年前,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家属楼,来往颇多,交情甚好,我和毕大爷的女儿也一同长大,算是发小。我俩小时候,每次聚会吃完饭四个大人都会在一起打扑克,这成了固定节目。后来毕大爷一家搬到了长春市里,许多年未有这样的聚会了。难得两家成员完整齐聚,饭后他们又打起了扑克,而我们俩个孩子,早已长大成人了。

 

    2月11日,大年初四。父亲的朋友带着我们去长春莲花山滑雪场滑雪。从小到大,我的父母一直很忙,平时在学校忙工作,周末在美术班忙教学,其实我们一家三口从未真正地一起出去旅游过。这次难得的游玩机会,我们一起滑雪,父亲母亲都十分开心,我也很开心。

 

    2月14日,大年初七。按照亲戚之间的习惯,年后我们一家、二姨一家都会到老舅家一起吃顿家宴。每次到我老舅家,在他们聊天之时,我都会一个人到我姥爷姥姥曾经的房间,静静地坐一会儿。

    这个房间早已不是两位老人的房间了。我高三时姥爷去世,我大一时姥姥去世,我都未能见到最后一面,而他们一直待我这个外孙如“亲孙子”一般(尽管我个人很抵触外孙亲孙这个叫法,但是家乡很多人却是这样说的),对他们我一直心中有愧。在那一摊杂物之中,我又一次发现了那只用苞米瓤和树皮做成的小鸟——那是我小学三四年级,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我姥姥买的礼物。斯人已逝,那只小鸟,依然还在那里,落了厚厚的灰尘。

    2月14日,大年初七。这个房间似乎已成为了老舅家里放杂物的杂物间,我却在角落发现我的姥爷当年用的水壶和茶缸。他在世时是一个温和的老人,不喝酒不抽烟,吃苹果必须削皮,喝水必须烧开。他一生默默无闻,唯一留下的所谓的事迹,或许就是90年代被误当成投机倒把分子而被没收了做买卖的财产,他一直告到北京,终于沉冤得雪。这些东西早已被人遗忘了,而我曾经有一个计划,就是通过他的子女和其他途径来追忆他的人生,但是这个计划却从未实施过。面对岁月的流逝,我有深深的无力感:有些事情我一直开不了口,而更多的事情,我可能无法知道了。

 

    2月14日,大年初七。男人一桌,女人一桌,这是老舅家里家宴的传统。在我小的时候,姥爷姥姥都在的时候,他的七个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都会来这个房子里欢聚一堂的时候……就是这样的格局。许多年过去了,老人已不在,亲兄弟姐妹或许都很少联系了,尽管现在,每次相聚人只有这么几个了,但是这个让我觉得好像很正常又觉得十分可笑的格局,依旧存活着。

 

    2月14日,大年初七。我的高中老同学会叫我一起打麻将,晚饭后我便从老舅家出来,去找我的高中同学了。这个四人麻将局,一个在清华搞着研究,一个在西安念研究生,一个已在长春一汽工作半年多,还有我这个,马上要出国的闲散人。我不擅长麻将,说实话,我甚至是个不怎么与老同学联系的人。这次相聚让我觉得意外又十分开心,与此同时,我也意识到,同学们大都念研究生或者工作了,以后相聚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。

 

    2月17日,正月初十。我的父亲母亲的师范同学们的家庭聚会。主人家在长春市里,我到了才知道只有我一个小孩,不免有些尴尬。这些当年一起念师范的老同学,如今处境各不相同,有在市里局里工作的风光人物,也有养狗至痴的“犬人”。他们时而回忆当年的种种选择,时而却又谈论一些如今奇怪的谣言;他们煞有其事地说转基因会让几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孕不育,同时谈论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美好生活,好像他们真的去过一样。“风光人物”喜好挥毫泼墨,拿出了自己的许多幅字让老同学们挑走。他们也饶有兴趣地挑选着,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好好地装裱起来。

 

    2月18日,正月十一。深夜,我和母亲在县体育馆锻炼身体结束回家,县城下起了小雪。与狭窄拥挤的宝塔街不同,另一条主干道农安大路在2015年刚刚完成了重修,四车道变成了八车道,大路两旁茂密的行道树也都被移走了,取而代之的是据说一万块一个的“长安街”路灯。这夜,新的大路上,车辆寥寥,清雪落在新的柏油路上,许久并没有人走过。

 

    2月20日,正月十三。我和父亲来到县城的最东边买元宵节的烟花。这一年的鞭炮摊都被赶到了这里和县城南边来卖,不像往常可以在县城里摆摊了。由此我也有机会又一次来到我父亲学校当年的旧址。我父亲所在的中学从前在县城的最东边,尽管一直是砖砌的平房,显得有些低端,但是我初中高中课堂以外的玩乐时光,大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家里没有电脑的岁月,我常常在父亲的学校才有机会摸一摸电脑。父亲的学校两年前搬走了,如今我又回到这里,居然就立刻盖起了小区。未等原来的废墟清理干净,那钢筋水泥,便顷刻间拔地而起了。

    教育,曾经是这个县城的骄傲之一。这几年,这里的教育的格局也在悄悄改变着。许多学校忙着盖新楼换新址,学生的素质却不如往年了;这个县城呼喊着教育公平,可是曾经能有很多清华北大的母校,如今也越来越“公平”了。

 

    2月20日,正月十三。在这县城里,卖鞭炮买烟花的生意,越来越不好做了。尽管遇到来往行人便积极招呼,但是没有多少人来买,买也就买几个,走走形式。这些积压的炸药,去往何处呢。

 

    2月21日,正月十四。家乡的元宵节,似乎元宵没那么重要,更重要的,是送灯。各式各样的,用廉价塑料制成的红色小灯摆满了货架,被上坟送灯的人买去,放在坟头,在北国的寒夜中,可以照亮很长时间。

 

    2月21日,正月十四。我们又一次来到了乡下的,姥爷姥姥的坟。在已故的亲人的坟上送一盏灯,照亮另一个世界的路。

 

    2月21日,正月十四。小年儿前的上坟必须要在清晨上午,而元宵节前的送灯,则必须要在黄昏天黑前。这个特殊的厄尔尼诺的年份,让北国田野的雪在短短几天就化个干净,土地裸露出来。夕阳西下,圆月就在东方。送了灯,烧了纸,点燃一个烟花。华氏家族的后裔们,默默仰头看着天空中这里的烟花;火药的炸响声,在空旷的寒风中可以回荡很久。

 

    2月21日,正月十四。亲戚们又聚在了二姨家,这次多了大姨和大姨夫。十多年没在一起聚,空气中似乎时刻有一丝紧张感;大人们都说大姨精神可能不太好,而大家也都不太敢提及过去十多年那段空缺的时间。一切似乎没有变,家宴过后,一桌麻将,一桌扑克。父亲说,过几天,大家都到我家里来。我知道,再过几天,老舅家也会招待,或许再过几天,大姨家也会招待大家,有来有往,心照不宣。亲情的重聚,似乎向前迈了一步;但是,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

    这个春节,其中缺席的:大姨的长女一家,尽管也住在县城里,已有多年未见也没有联系;大姨的长子,我的亲表哥,身在上海,与我们十多年没有任何联系;我的大舅一家,就住在姥爷姥姥坟旁的屯子,自老人去世后从未见面,也未联系;二舅每年春节回来串门一次,其子嗣有谁我甚至都不清楚;我的三姨一家这次春节来了一次,还没等我拍下照片,便匆匆离开了。她的两个儿子,我也许多年没见过了。

 

    2月22日,正月十五,元宵节。这个春节,我第三次随父亲回爷爷家,给我的奶奶送灯。一切和去年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:夕阳残留着最后的余晖,每一块苞米田中,都有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坟地。氏族的后人们来到坟头,烧纸,送灯,点燃了爆竹和烟花。地平线不再遥不可及,因为四面八方都能看到各种焰火像花朵般绽放,余音不绝;寒风凛冽,烧纸的人要格外小心,北风把火苗送往干枯的苞米残骸之中,稍不留神就会点着,被风驱赶而继续放肆燃烧。

 

    2月22日,正月十五,元宵节。今年,与去年相比似乎没有什么不同。好像每年都没有什么不同。这是最可怕的地方:看似每年都没有什么不同,可是时间却以最残忍的方式向前推进,不知不觉,站在土地上,终究长眠于土地中。

    所谓的仪式完毕了,我迟迟没有离开我的先辈的坟墓,我的父亲与其他张氏家族的亲戚们攀谈着,我的爷爷招呼我快点走。

    我在想些什么呢?我想起了父亲跟我讲过的他小时候的事。还是孩子的他们在元宵节这天在盆子里放上苞米瓤拌上柴油,点燃之后,用木棍将点点火光播撒在路边,这条路都闪烁着光,亮堂堂的……

    回家的路上,看着车窗外没有雪的田野,一座座坟旁燃烧的篝火,地平线时不时炸开的烟花,以及天上离的很近的圆月……我又想起了撒路灯的故事。

    ……在那落寞的、遥远的北国的村庄,黑夜降临,白雪,变成了深蓝色的海洋。

 

    2月22日,正月十五,元宵节。按照家里的习惯,元宵节这天,所有的灯都要打开,不能有黑暗,一切都要在光明之中。门外楼道走廊里,各家也都在门前的角落摆上了一个个蜡烛,闪烁着点点烛光。

 

    2月22日,正月十五,元宵节。吃过了晚饭,我们一家三口出门放了自己家买的烟花,之后也出门在这个小县城中溜达一圈,观赏各种各样的焰火。

    与过年相比,元宵节似乎更有气氛了些。北国的寒风依旧凛冽,我们却不觉得冷。父亲、母亲和我,我们三个人寻找着四面八方升上天空的焰火,为偶尔一个漂亮的绽放而赞叹连连。

    我站在那里,忽然在想:所谓的送灯,所谓的光明,究竟是什么意思?是照亮另外一个世界,还是为我们故去的人,照亮回来的路?

    我不知道。

    我只知道,“最后”一个春节,自此结束了。

 

 


后记

    《曰归曰归》,其实在高二时,我也曾用诗经的这一句来作为自己写的一个小说的标题。那是一个有关于归乡的故事,然而那时的我从未真正离开过故乡,又谈何归乡呢?其实直至现在,尽管在北京学习生活了多年,也马上要出国留学,我依旧觉得自己所谓的“归乡”情结,或许远远不够。而面对这一个记录家乡的春节身边亲友的摄影计划,让我再次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标题。

    如果没有接受“华为手机行走世界”的摄影师计划,或许我不会想到要去记录自己出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假期。之所以接受了华为手机的所谓试用,也是因为我想起了自己在家乡的母亲的手机用了很长时间,一直想换一个华为手机,于是头脑一热,便答应了下来。以上的所有照片,除了封面图用理光GR拍摄,正月十一的图用iPhone拍摄,其余所有图片,均来自华为Mate8。

    关于家乡,我想拍一些什么?回家前我想了很久,并非找不到头绪,而是因为我心中想表达的东西太多,反而无从表达。我的家乡,一个已经是地级市规格可是仍然叫做县的地方;一个飞速扩张野心勃勃却也存留着荒芜与空虚的小城,在时代的潮流中也正处于尴尬的荒诞境地。我与它每一次的重逢,都在接受着它阶跃式的改变,接受着它的陌生。然而我的手机承载不了它,因为我渐渐已不属于它。

    我想描述、探究我的父母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的念头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。2014年夏天在漠河,因为看过《客从何处来》的一集纪录片,我萌生了一个追溯我的姥爷华景田后半生的轨迹的想法,但是每次回到家乡,都明白这难度很大,一是许多资料丢失,无法找寻,毕竟我的姥爷只是一个平凡的百姓;另一方面,本想采访询问他的子女后代,也就是我的母亲以及各种姨和舅,可是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疏远的关系,许多我的至亲,甚至与我已有多年未见,我根本无从寻找,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悲剧。

    拿到试用手机后,接下来的思考中,我对我的父辈母辈之间兄弟姐妹以及其他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兴趣。在这一点,张氏家族(父亲这边)与华氏家族(母亲这边)倒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:我父亲这边,即使不是直系亲戚(比如张磊大爷),相逢相遇也不会生疏,互相的来往与帮助,从小我都看在眼里。而我姥爷的七个子女,七个最亲的兄弟姐妹,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猜忌、矛盾与隔阂,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关系呢?我这么说绝非是贬低我母亲这边的长辈,其实我现在觉得,也许并不是人本身的性格与善恶所决定的,而是对待亲情的看法与方式上,不同血脉,也有着不同的经历与理解吧。

    在北京回家乡之前,其实我野心勃勃。摄影的计划与想法,我已经想了很多,我本打算将自己的手机变成一把手术刀,用访谈式、探究式的深入方式与介入我的父辈母辈的亲情纠葛中,我本已做好抓住他们内心的疑惑与遗憾的准备……

    然而最终一切都改变了。第一张照片中,当我在回乡的动车上醒来,当我看着那静谧的朝阳,荒凉的雪野,以及缕缕炊烟——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

    从大年廿一,一直到正月十五。我手里的手机不是手术刀,而是连同我一同隐形的眼睛。我没有任何的介入,只是陪伴我的亲友一同度过了这个春节。没有特殊的取景,没有刻意的构图,我感受到了可以记录下来的一幕,我就拿出手机来拍,没有人注意到,一切正如往常。

    一场精心策划的手术,变成了一组平淡无奇的流水账。然而,我庆幸我改变了自己这次计划的摄影的方式。这才是我应该去做的记录,因为我做不到像一个冷静理性的医生。因为我,与我所拍摄的对象,血脉相连。尽管我与他们渐渐疏离:在他们眼中,我是一个在北京好地方读书,性格乖张,马上要去美国的一个似乎都有点不切实际的人物;可是同时,我也是他们口中的“张亮儿”,他们的后代,他们的血脉所系。

    也许在今年夏天,出国前的夏天,我还会再次萌生探究我的父辈母辈的亲情关系的想法。也许我会再一次放弃——没有关系。曾经我想挽留所有逝去的岁月——直到现在,我开始接受,静静目送旧时岁月的丝丝缕缕消失不见、不为人知,是岁月的大多形态。

    而故乡,其实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所怀念的故乡,不是那些瓦砾砖石的改变,而在那一个个血脉相连的面庞之中。
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6.2.29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于 吉林农安
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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